摘要：鄧小平創立的社會主義市場流通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為中國的流通體制改革與流通產業發展奠定了基礎。1978年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流通體制與流通產業經過起步、快速發展與轉型升級三個階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新的征程中，要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統帥中國流通業的發展，到2020年基本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安全高效、城鄉一體的流通體系，建立分工明確、權責統一、協調高效的流通管理體制，遵循流通經濟的基本規律，推進新的流通變革，加快大流通，大市場建設，讓流通業真正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 流通體制改革 流通產業發展

　　作者簡介：丁俊發、研究員、中國流通G30成員、享受囯務院特殊津貼

　　1978年12月18-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徹底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小平同志發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亊，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偉大號召，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航程。40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2017年5月14、15日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高鋒論壇”，130多個國家與地區參會，聆聽推進全球化，打造全球命運共同體的中國聲音。回顧走過的路，思考當前面臨的形勢，如何展開下一步的布局，去奪取新的高地，這是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考慮的問題。流通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任重而道遠。

　　一、鄧小平同志創立社會主義市場流通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從“蘇聯模式”的陰影中走出來，開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在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寶庫中，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流通論。最核心的是三個方面，一是計劃與市場的理論，沖破了“蘇聯模式”的長期束縛，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充分利用與善于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展一體化大流通。三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改革開放的試金石，必須實施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體制的綜合改革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協調發展。

　　鄧小平同志關于計劃與市場的理論，豐富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市場化改革方向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中國流通體制改革與流通產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蘇聯模式”對中國影響極大，斯大林認為：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其中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我們稱之為“三分法”。斯大林的觀點，一是突出了所有制，把所有制放在了生產關系幾個方面的首位，并把它看成是可以脫離生產發展及其產品分配、交換而獨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只看到所有制對分配、交換的決定作用，而看不到分配、交換對所有制的反作用。這一思想，首先使人們對生產力的發展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不予重視，不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上把握所有制的內容，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所有制的升級上;其次，斯大林的觀點否定了產品與商品交換，只承認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互換勞動。所以在實踐中，人們非常害怕談及商品，反對交換，主張統購統配。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他開始認識到不能完全否定商品經濟，不能否定價值規律，并提出要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認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斯大林文選》(下)，第585頁，1979年人民出版社)。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并不徹底，他仍然否定交換，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的流通過程，否定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具有調節作用。所以斯大林代表的思想可以稱為“無流通論”。

　　“蘇聯模式”是蘇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在當時，把整個國民經濟置于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之下，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投放到重點項目上去，保證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其戰略目標;在發生戰爭時，可以使整個經濟迅速轉移到戰爭軌道上去，這使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這一模式有很大的弊端，它的作用與時間成反比例。但對“蘇聯模式”要一分為二，既要看到它的歷史作用，更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它給蘇聯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帶來的災難。

　　談到“蘇聯模式”，我們不能不涉及到兩個人，即布哈林(1888—1938)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886—1937)，他們是蘇俄建國初期兩位權威理論家。他們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看法，尤其是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看法，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和廣泛的影響。他們在合著的《共產主義ABC》(1919年)這部宣傳共產主義理想和基本原理的小冊子中，系統闡述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看法。他們提出的中心思想，就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立即實行全部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而且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制度。

　　普列奧拉任斯基在《新經濟學》(1926年)一書中認為，計劃和市場是對立的。計劃是社會主義的關系，市場是資本主義的關系，因此，計劃不應當爭取市場、領導市場，計劃經濟不是通過市場來實現，而計劃應當消滅市場。計劃戰勝市場之日，就是過渡時期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時。

　　他們兩人的觀點被斯大林確認，所以普列奧布拉斯基和布哈林的觀點，事實上成了長期支配著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經濟生活的主導思想，

　　蘇聯的“無流通論”對我國建國初期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不僅完全吸收了“無流通論”的經濟思想，而且將蘇聯高度集中，以計劃分配取代商品流通的實物經濟模式也全盤照搬過來。這種實為自然經濟的經濟理論及其管理體制對我國經濟理論及經濟實踐發展的束縛，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才被人們有所覺察。針對這種否定商品貨幣關系、否定商品流通的傾向，陳云同志提出在經濟工作中要重視市場的調節作用;毛澤東同志提出價值規律是個“大學校”，1958年11月24日，他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適應人民公社化的形勢改進農村財貿管理體制的決定》有一段修改：“在現階段，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貨幣制度、價值規律等形式，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生產、有利于向社會主義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過渡”(丁俊發、趙嫻著《流通經濟學概論》笫40頁，201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劉少奇同志也曾幾次強調要開展和加強對流通及價值規律問題的討論、研究。到60年代，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在剖析“自然經濟論”的基礎上，對根本否認商品流通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的“無流通論”予以了有力的駁斥，才使“無流通論”思想及其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影響開始有所減弱，但沒有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在毛澤東同志提出要關注“資產階級法權”的幌子下，大做“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從而把商品流通推上了審判臺。黨內滋生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產生，資本主義復辟，統統與商品生產、商品交換聯系在一起，一律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乃至黨內生活方面的滲透。為此強調增強產品分配比重，縮小商品交換比重，從根本上否定交換。

　　鄧小平同志認真反思了“蘇聯模式”的得失，他指出：“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笫148-1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79年他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2卷笫236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7年他指出：“為什么一談市場經濟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笫20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1年他在視察上海時又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文選》第3卷笫36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1992年春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他對這個問題作了最透徹的闡述，這一次是結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這個最根本問題來說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笫37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還對市場和計劃兩種方法和利弊得失作了深刻的比較和分析，指出市場經濟有利于搞活經濟和發展生產力，也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另一方面，只搞計劃容易把經濟搞死，但是計劃經濟也還是一個好辦法，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鄧小平的這些談話，從歷史實證和理論分析兩個方面闡明了市場和計劃的性質，就是說，市場經濟并非資本主義所專有，而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方法和手段，從而一舉廓清了在這個問題上根深蒂固的陳舊觀念，為經濟改革和理論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這是對以往中國幾十年搞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舊體制作用的總估計，是對“蘇聯模式”的徹底否定，是提出新的經濟體制設想的根本出發點。這個論斷不僅在改革的起步階段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在改革處于攻堅階段、各種深層次的矛盾逐漸暴露甚至有所突出的今天，更顯出其重要性。不能低估過去幾十年經濟建設的成就，也不應一筆抹殺計劃體制的積極作用，但只靠舊體制不能解決發展生產力這個根本問題，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如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能從根本上保證生產力的發展，它的優越性就不能充分顯示出來，就會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歷史性事件，無可辯駁地從反面證明了這一論斷的真理性，出現這些事件的原因固然極其錯綜復雜，但其以中央高度集權和指令性計劃為特征的僵化的經濟體制的長期存在和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源。

　　鄧小平同志關于對外開放，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思想，不僅推動了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體制改革，也推進了流通產業的發展。

　　早在18世紀中葉，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商品生產迅速地發展成國際間的分工與貿易，形成了資本和生產國際化的雛形。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總結了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指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己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0頁)。在這種形勢下，生產的社會聯系和協作范圍必然突破國內市場的局限，導致國際分工協作和國際市場的形成。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往來和互相依賴實質上就是因社會分工而引起的流通行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流通行為逐漸跨越國界而擴展到國外，這種趨勢就是流通的國際化。流通國際化是生產國際化的必然要求。在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生產國際化和流通國際化日益加強的趨勢是同時并進和互相促進的，生產國際化是流通國際化的基礎，流通國際化是生產國際化的發展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動下，流通的國際化趨勢進一步加強。國際壟斷組織在國際范圍內的生產專業化協作發展迅速，國際范圍內的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規模急劇增長，跨國公司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安排其產品設計并組織生產和銷售，在全球范圍內對生產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從而使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卷入國際流通體系，這不僅大大提高了世界生產力的水平，而且使各國各地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愈來愈離不開相互間的經濟聯系，離不開流通國際化發展的客觀環境。

　　鄧小平同志敏銳地洞察到流通經濟的發展趨勢，他說：“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7頁)從世界范圍內看是這樣，從我國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教訓看也是這樣，針對當今世界經濟的客觀現實，鄧小平同志說：“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后，就必須開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6頁)鄧小平強調：“總的是要開放。我們的開放政策肯定要繼續下去，現在是開放得不夠……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9頁)實行對外開放，就必須使我國生產力發展與流通國際化趨勢相結合，使生產要素加入到國際流通體系中去，從而分享國際流通的巨大利益。由此而來，“我們同國際上的經濟交往更加頻繁，更加相互依賴，更不可分，開放政策就更不會變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3頁)

　　改革開放以來，新一代中央領導，特別是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市場在優化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高度重視流通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地位，他們明確指出：

　　——中國已進入消費通過流通決定生產的時期。只有現代流通方式才能帶動現代化的生產，大規模的流通方式才能帶動大規模生產。

　　——流通是現代經濟的火車頭，現代流通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血脈和神經，是各種生產要素集結、整合和聚變的載體，是決定經濟運行速度、質量和效益的引導性力量。

　　——沒有流通的現代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運行效率也就不可能得以提高。

　　——社會主義經濟要真正搞好，解決好流通問題最重要。只要把流通領域的問題從理論到實踐正確地解決了，那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

　　二、中國流通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回顧

　　按照《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劃分，建國以來經歷了四個階段：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特別是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進入改革開放偉大轉折時期。根據這一劃分，考慮到中國流通發展的實際，研究新中國流通史，可以分為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的流通業，計劃經濟時期(1953-1977)的流通業，改革開放或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1978至今)的流通業三個階段，形成了不同的流通體制與不同的流通行政管理，出現了不同的流通產業發展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2000年為中國流通體制改革與現代流通業起步階段;2001-2010年為中國流通體制改革深化與現代流通業快速發展階段;2011-2020年為中國流通體制改革攻堅與現代流通業轉型升級階段。

　　(一)起步階段(1978-2000)

　　這一階段的中國的流通體制改革處于摸索階段，現代流通業處于起步階段，隨著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大體經歷了四個周期。

　　第一周期(1979—1984年)：這個周期按照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原則，改變了過去商品集中統一管理的格局，擴大了市場調節的范圍。主要是調整了農副產品和日用工業品的計劃管理體制，改革了商品的統購統銷制度，發展了計劃購銷、市場購銷等多種形式，并且打破了國有商業一統天下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多種流通渠道、多種經濟成份和多種經營形式的流通格局。

　　第二周期(1984—1987年)：這個周期圍繞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對流通領域的企業結構、批發體系、價格制度、經營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傳統體制的束縛，擴大了企業自主權，建立了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促進了流通體制向市場取向的改革進程。

　　第三周期(1987—1992年)：這個周期根據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要求，積極發展了多層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商品批發交易市場，初步形成了具有批發零售、期貨現貨、有形無形市場相結合的交易體系。同時，對生產資料的經營管理體制進行了全面改革，計劃管理的品種、數量大幅度減少。物資企業開始以較快速度走向市場。

　　第四周期。(1992年至2000)：這個周期是依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進一步加大流通領域的改革力度，特別是糧食、棉花、成品油等的流通體制改革。全面推進流通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推進以連鎖經營、現代物流與電子商務等重點的流通現代化。應對加入WTO的挑戰，加大開放力度。

　　根據流通體制改舉與流通產業發展的需要，1982年，把商業部、糧食部、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合并為新的商業部，形成了商業部(生活資料)、物資部(生產資料)、外貿部(進出口)三足鼎立的流通行政管理格局。1993年，國務院決定把商業部、物資部合并，成立國家內貿部，統一管理國內貿易，形成內貿與外貿二足鼎立的格局。在這一時期內，1984年國務院批轉商業部《關于當前城市商業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報告》，1988年國務院批準了《關于深化物資體制改革的方案》，1995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

　　到2000年，中國流通業發生了以下變化。

　　第一、全國1200多種政府指令性管理的重要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除糧食、煙草、鹽、重油、食糖等少數品種外，全部進入市場自由流通，并初步形成了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

　　第二、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流通所有制結構。從清一色的國合流通經濟，向多元發展，1999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國有占18.2%,集體占15.6%，民營占45.1%,外資占1.6%。在2000年流通業就業人數中，非公經濟占82%，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流通業成為民營化最快的行業。

　　笫三、告別了計劃經濟時代的短缺經濟。根據當時中國商業信息中心對600多種商品統計，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90%。200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78年的1558.6億元上升到39105.7億元。

　　第四、培育了多功能商品市場體系。1700多萬個網點構成的零售市場，8.1萬個商品批發交易市場，上海、鄭州、大連交易所構成的期貨市場，連鎖超市、無店鋪銷售、配道代理開始起步。

　　第五、進出口貿易穩步上升。貨物進出口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上升到4742.9億美元。

　　(二)快速發展階段(2001-2010)

　　2001年11月，中國加入WTO。如果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允許外資有條件進入中國市場，設立深圳、廈門、寧波等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第一個里程碑的話，中國加入WTO是第二個里程碑，2013年習近平同志提出“一帶一路”則是第三個里程碑。正是2001年加入WTO，使中國贏得了十年高速發展期。2001年，中國的GDP僅占世界的3.7%，大大低于美國的32.6%，日本的13.6%的水平。中國的出口與進口占世界貿易的比重為4.3%和4.0%，大大低于美國的11.9%和15.2%，日本的6.6%和5.9%的水平。中國有近13億人口，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還不到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三十分之一。但到2010年，中國GDP己占全球的9.2%，超過德國、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十五”年均增速9.7%，“十一五”年均增速高達11.26%,人均GDP增加到4515美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5.8萬億，十年年均增長14.95%.貨物進出口總額2974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貨物進出口大國。

　　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分銷服務業全部開放，但規定了3-5年過渡期，分銷指的是商品或勞務從生產者向消費者轉移的整個過程，以及取得這種商品或勞務的所有權或幫助轉移其所有權的企業或個人的總和。分銷業包括傭金代理服務、批發、零售、特許經營。這對中國流通業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狼真的來了，既是挑戰，更是機遇。

　　2011年，中國還缺少流道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大流通格局尚未形成，流通法制不健全，市場秩序不規范，流通結構、流通方式、流通設施、流通效率等方面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挑戰主要體現在傳統的流通體制、散小差的流通企業、落后的流通方式、缺失的法制環境以及流通基礎設施，流通信息化、標準化、專業人才滿足不了需求。比如，美國《財富》雜志評出的1999年世界50強企業中，批發零售企業有16家，中國沒有一家進入，2011年，沃爾瑪躍居500強之首，銷售額超過2200億美元，而中國前20名進出口商銷售總和才615億美元，美國前50名零售商的銷售額占全社會的20%以上，而中國最大273家零售商的銷售總額只占全社會的3.8%。

　　但壓力可以變成動力，在加入WTO的10年中，中國流通業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

　　第一、充分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戰略機遇期，加大了與國際接軌的力度，融入世界經濟，引進來，走出去，擴大開放城市與開放區域，并制定了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法律、法規。世界500強大部分在中國設點開廠，推動了中國制造業、進出口貿易、物流業的快速發展。

　　第二、加大市場化推進力度，初步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多業態、多功能，城鄉一體，內外貿一體的流通總格局。流通業成為當時市場化率最高的產業，已接近90%

　　笫三、高度重視連鎖經營、物流配送、電子商務等新的流通方式，提升流通功效，引導生產，促進消費，增加就業。2010年流通業的增加值4.4萬億，己占GDP的10.7%，占服務業增加值的 24.4%，就業人數超過一億，奠定了流通業在國民經濟中基礎性地位。

　　與此相適應，2003年3月，根據加入WTO的形勢，為有利于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現代市場體系以及內外貿融合一體化發展的需要，國務院決定成立商務部。從此，結束了長達50年內外貿分割的流通體制，開啟了與國際接軌的中國流通業發展新階段。

　　(三)轉型升級階段(2011至2020年)

　　加入WTO以來，使中國獲得了十年的高速發展，但經濟發展方式問題越來越大，經濟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資源、環保、市場、體制、自主知識產權對經濟發展的制約性越來越嚴重，土地、人口紅利等優勢大大削弱，由于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己經不可取，中國經濟出現了新常態，必須要有新思路、新模式。2012年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覺中央，高瞻遠矚，深思熟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開啟了改革開放新征程。

　　2013年11月9日12日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這是進入新階段一個根本性標志。《決議》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

　　《決議》要求，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

　　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要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擴大內陸沿邊開放。

　　根據這一指導思想，黨中央與國務院又提出了京津翼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自貿區建設，設立雄安新區等一系列戰略設想。

　　為了適應這種新形勢，2012年8月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及“十二五”、“十三五”內貿流通規劃和《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物流業中長期發展規劃》。對中國流通業的改革與發展進行總體部署。《意見》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通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交易規模持續擴大，基礎設施顯著改善，新型業態不斷涌現，現代流通方式加快發展，流通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但總的看，我國流通產業仍處于粗放型發展階段，網絡布局不合理，城鄉發展不均衡，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標準化、國際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問題日益突出”。

　　為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意見》要求，到2020年，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基本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安全高效、城鄉一體的現代流通體系，流通產業現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對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進一步增強

　　引進現代物流和信息技術，帶動傳統流通產業升級改造，大力推廣并優化供應鏈管理，將信息化建設作為完成發展現代流通產業的戰略任務，鼓勵流通領域信息技術的研發和集成創新。加快商業誠信體系建設，推進法制營商環境的形成。加快推進大流通、大市場建設，推進內外貿一體化深化流通領域改革開放，進一步提高流通產業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

　　從總體講，這一時期中國流通業的體制改革與產業發展，重點突出以下重點。

　　第一，明確流通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物流業是國民經濟基礎性、戰略性產業。

　　第二、明確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基本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安全高效、城鄉一體的現代流通體系，流通體制改革的重點是讓市場真正成為優化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

　　第三、用信息化與現代物流兩個動力，推進傳統流通業升級改造，加大創新軀動力度，重點是“互聯網+流通”、“互聯網+高效物流”，大力發展電子商務，線上線下互動，推廣供應鏈菅理，降本增效，引導生產，促進消費。

　　第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供求結構。2016年12月14 日-16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要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

　　第五、大力推進商貿法制環境改善。以法治商、以法興商、以法建商。

　　第六、抓住經濟全球化戰略機遇期，敢于并善于整合全球資源，推進“一帶一路”，進一步發展開放型經濟，建設全球經濟命運共同體。

　　?2016年，我國發展面臨國內外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交匯的嚴峻挑戰。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砥礪前行，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增長6.7%，名列世界前茅，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3.23萬億，比上年增長10.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6%。全年電子商務銷售超過26萬億，其中網上零售額5.15萬億，比上年增長26.2%,網上商品零售額4.19萬億，增長25.6%，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2.6%,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4.33萬億，比上年下降0.9%。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主要拉動作用。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上升到51.6%。2016年，走過的路很不尋常。我們面對的是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速7年來最低、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地區和全球性挑戰突發多發的外部環境，面對的是國內結構性問題突出、風險隱患顯現、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多重困難，面對的是改革進入攻堅期、利益關系深刻調整、影響社會穩定因素增多的復雜局面。這再次表明，中國人民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戰勝任何艱難險阻，中國經濟有潛力、有韌性、有優勢，中國的發展前景一定會更好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

　　三、互聯網時代中國流通業的新征程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流通業面臨新的形勢，建黨、建國兩個百年的目標必須實現，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一帶一路”為中國經濟添加新的動力。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與機遇並存。

　　流通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產業，如果說流通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決定了它的基礎性，那么流通產業的先導性主要在于：第一、流通產業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PMI(采購經理人指數)與CPI(物價指數)都是流通領域的指數，但這兩個指數反映的卻是國民經濟的全局。第二、流通產業在生產與消費中間，一方面消費通過流通引導生產，另一方面生產通過流通促進消費，流通業反映的是對商品與服務通道的掌控力與對國內外市場的掌控力。流通產業一手托著兩頭，是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血脈和神經。

　　2015年11月2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推進內貿流通現代化電視電話會議”，李克強同志做出批示，要求“切實把現代流通業打造成為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產業”。汪洋同志在大會上指出，“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大力促進流通信息化、標準化、集約化，推動我國從流通大國向流通強國邁進”。

　　從流通大國到流通強國，需要新的流通革命。流通革命是隨產業革命的推進而向前的，是隨科技革命的推進而變革的，是隨管理革命的推進而創新的。工業4.0、互聯網、供應鏈對中國流通業將產生決定性影響，將進入流通4.0時代，而新的流通革命將對中國的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2014年11月19日，習近平同志向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致賀詞指出。“當今時代，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孕育興起，互聯網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力推動著社會發展。互聯網真正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讓國際社會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著力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以信息流帶動技術流、資金流、人才流、物資流，促進資源配置優化，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推動創新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發揮積極作用”。2016年10月9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又強調，“當今世界，網絡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全面融入社會生產生活，深刻改變著全球經濟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國家都把互聯網作為經濟發展、技術創新的重點，把互聯網作為謀求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方向”。

　　互聯網時代中國流通業向何處去?

　　2016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提出了“新零售”這一慨念，有的人把它作為中國流通業的新階段，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中央對流通業提的是大流通、大市場，在中國加入WTO時，零售只是分銷業的一個組成部份。從宏觀講，中國現在需要一場新的“流通革命”，可以把零售業作為突玻口。

　　1979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埃茲拉·沃格爾教授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日本第一》，副標題是“對美國的教訓”，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動。1億多日本人，擠在一個資源匱乏、狹而長的島上，經過了二戰的打擊，經過不到半個世紀的發展，即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大國，世界各個角落都有日本的氣息。如何解釋日本的成功?眾說紛紜，而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吉布尼的分析很有意義，他認為，日本的成功不是由“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模仿美國技術”、“無情的貿易競爭”、“陰險的日本商人”、“只會工作的經濟動物”等等說法所能闡明的，日本經濟的崛起，乃是將中國孔子的儒家倫理同西方自由的市場經濟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應用所致，或者說是日本成功地熔鑄了“合金主義”的結果。其中“流通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流通業與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相適應，傳統流通經過1945—1960年日本經濟恢復時期，1960—1970年經濟增長與貿易立國時期，1970年—1980年科技立國時期，以及1980-1990的創新發層時期，全力向現代流通邁進。日本經濟的發展從來沒有離開流通的現代化。

　　就零售業來講，歷史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零售革命以百貨商店的誕生為標志。1852年法國人阿里斯蒂德創設了全球首家百貨商店——“博馬爾謝百貨商店”，標志著零售業態從過去分散的、單一經營的商店發展為綜合經營各類商品的百貨商店。

　　連鎖經營與超市的產生是繼百貨商店出現之后零售業態的第二次革命，1859年在美國成立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茶葉公司”，被公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家連鎖商店。連鎖經營對零售業的革命性貢獻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1)連鎖經營要求企業經營和營業操作高度統一化、規范化和標準化;(2)連鎖經營的經營模式具有以數量為主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特點;(3)傳統的零售企業要同時承擔兩種職能，即采購和銷售，而連鎖經營則使零售商業實現了這兩種職能的專業化分離。

　　20世紀30年代，以超級市場的產生。1930年8月由美國紐約市的邁克·加倫(Michael Gallen)創立的金·庫侖食品商場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超市。超級市場以其開架自選的購物方式、適合消費者日常消費所需的商品結構、低廉的商品價格、在出口處集中付款的結算方式以及接近廣大消費者住宅區的商業網點布局，既使商家實現了薄利多銷，也使消費者實現了勞務費用的節省，因而受到了廣大消費者的歡迎。后來又相繼出現了倉儲式商店、專賣店、折扣店、步行商業街、購物中心等新業態。這些都可以歸為第二次零售革命，

　　零售業的第三次革命是電子商務的出現，無店鋪銷售的興起，特別是隨互聯網技術的推廣與應，網購進入生長期，改變商品的銷售方式，也改變了居民的消費方式。現代無店鋪銷售，一般認為起源于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有比較顯著的發展。1997年7月，美國政府提出《全球電子商務框架》，同年12月，美國與歐盟發表有關電子商務的聯合宣言，1998年5月，WTO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在慶祝多邊貿易體制50周年時，發表了《全球電子商務聯合宣言》。電子商務完全改變了傳統的商品流通模式，也改變了傳統的流通企業模式以及資金支付模式。

　　中國自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技術的推廣與應用，電子商務在流通領域大力推進，通過互聯網搭建一個旡限大的市場，供需雙方可以不經過實體店，在網上交易，后來又延伸服務鏈，觧決資金結算、物流配送、大數據分析等等，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現在又在推進線上與線下零售業的融合發展，一舉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網購國家。在這種大趨勢下，馬云提出零售業進入“新零售”的概念，即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的數據驅動泛零售業態。馬云認為“純電商時代很快會結束，未來的十年二十年，沒有電子商務這一說，只有新零售，也就是說，線上線下和物流必須結合在一起，才能誕生真正的新零售”。對“新零售”這一慨念及當下世界零售業是否由中國帶領將進入第四次零售革命，眾說紛紜。我個人認為，當下，世界零售業面臨重大挑戰，從業態、功能、模式，將發生顛復性變革，這些要素主要是(1)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提升了零售業科技含量;(2)個性化體驗式消費成新趨勢;(3)供應鏈集成成為新模式;(4)線上餞下、虛擬與實體，全渠道成為新常態。但中國能否引領世界零售業進入第四次革命還需看發展的進程，但我確信，工業4.0時代隨伴的是流通4.0時代，零售4.0時代即將到來。

　　我認為，中國零售業的革命是中國流通業的縮影，中國的批發業，進出口貿易，傭金代理與特許經營也將發生巨大變革。互聯網與供應鏈將加速產業變革，也將加速產業融合。

　　制造業在變，以海爾為例。

　　互聯網時代，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比以往更加激烈，從而對企業的生存能力和應對變化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企業不再是管理生產流程，而是管理用戶需求，隨著用戶購買方式日趨多樣化、個性化，市場競爭的格局已經發生變化。為適應市場競爭并推動企業的快速發展，海爾的供應鏈管理先后經歷了供應鏈整合階段、供應鏈再造階段和供應鏈轉型階段三個階段。

　　海爾集團對業務流程進行調整，把原來各事業部的采購、配送、銷售業務全部分離出來，借助先進的信息技術對供應鏈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等進行全面規劃，整合成立商流推進本部、物流推進本部、資金流推進本部，實行全集團統一營銷、采購、物流配送和全面預算，這樣就形成了直接面對市場的、完整的核心流程體系和3R(研發、人力資源、客戶管理)、3T(全面預算、全面設備管理、全面質量管理)等支持體系。打造“一流三網”的同步模式，“一流”是指以訂單信息流為中心，“三網”分別是全球采購資源網絡、全球配送資源網絡和計算機信息網絡。圍繞定單信息流為中心，將海爾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整合在統一的平臺上，從而使供應商和客戶、企業內部信息網絡這“三網”同時開始執行，同步運動，為訂單信息流的增值提供支持。海爾積極探索端到端的供應鏈優化，從端到端協同、端到端可視化、端到端響應速度三個方問實現了供應鏈轉型升級，建設互聯網時代下的開放的供應鏈生態圈。

　　海爾應對互聯網時代挑戰，又及時提出了“三個無”的轉型：企業無邊界、管理無領導、供應鏈無尺度。

　　企業無邊界：就是企業的平臺化發展，體現在開放交互。所謂開放，就是從原來封閉的體系，變成一個開放的體系，整合全球一流的資源和不是局限與企業內部資源能力;所謂交互，就是從原來企業內外的博弈變成一個交互關系，需要和各個方面進行交互，通過交互來增加價值。

　　管理無領導：體現在人人創客，讓員工創客化。互聯網時代，將傳統的在指令下的創新顛覆為自創意、自發起、自組織的為用戶體驗的創業，激發每位員工成為互聯網時代的創業家。

　　供應鏈無尺度：首先是中心的轉換，過去是以企業為中心，現在必須要以用戶為中心。過去用戶是購買者，現在顛覆為主動參與的體驗者。把用戶當成企業的戰略資源，而用戶需要的不是價值傳遞，而是交互價值，是價值的共同創造。

　　流通業在變，以鮮易為例。

　　河南鮮易供應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先后經歷了物流企業、企業物流、供應鏈企業到平臺型企業的發展階段。目前，鮮易供應鏈定位于中國溫控供應鏈集成服務商，以產業生態為基礎，將溫控供應鏈服務嵌入生鮮產業鏈，主營業務涵蓋溫控倉儲、冷鏈運輸、冷鏈卡班、城市配送、集采分銷、供應鏈金融、保稅物流、流通加工等服務內容，致力于為客戶提供溫控供應鏈系統服務解決方案。

　　鮮易供應鏈依托網絡化溫控物流平臺，以數據信息為載體，以物聯網技術和供應鏈金融為核心服務手段，構建云倉網、運輸網、城配網、信息網，圍繞供應鏈優化，打造集采分銷平臺、冷鏈物流平臺、供應鏈金融平臺，引領整合產業資源，幫助客戶實現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同步，打造統一、安全、高效、協同的溫控供應鏈系統。2015年9月，李克強同志到鮮易供應鏈視察，對企業的模式創新給予充分肯定，他說：“在這里我發現了新業態、新模式，新興經濟和傳統經濟的融合，培育了新的發展動能”，稱贊“鮮易已經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是時代的弄潮兒”。

　　誰控制了流通，誰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經濟。把流通問題從理論到實踐真正解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就基本建成了。流通的現代化關系到中國能否從大國變成強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的總趨勢是和平與發展，但世界復雜多變，中國要有硬實力，也要有軟實力，要守得住，也要攻得下。建設全球經濟命運共同體中國要有大國擔當。路上會有急風暴雨，更會有山花爛漫，在流通領域，百舸爭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讓我們一起去擁抱新世界。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1年人民出版社)

　　2、《鄧小平文選》(1993年人民出版社)

　　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7)》(2017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4、丁俊發：《中國流通》(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2016年國民經濟統計公報

　　6、丁俊發：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流通業的先導性及物流業的戰略性《全球化》(2017年第4期)

　　7、丁俊發 趙嫻《流通經濟學概論》(201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8、國內貿易“十三五”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