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立足新發展階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作出的一項重大部署。《意見》的印發，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正式進入“大內需”時代，對于我國加快構建全域的內循環經濟及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早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時，便已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隨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暢通國內大循環，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綠色安全消費的需求，菜籃子工作從數量保障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一批現代化菜籃子加工企業，實施品牌化、標準化和規模化生產，開拓國內、國際市場。

　　2020年3月的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要堅持全國一盤棋，維護統一大市場。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到要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促進不同地區和行業標準、規則、政策協調統一，有效破除地方保護、行業壟斷和市場分割。同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

　　從政策演進脈絡可以看出，自要素市場化改革開始，逐步提升至完整市場體系建設、完整內需體系建設，最后發展到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一概念上來，要求各方站在全國一盤棋的高度，推進我國市場經濟的“二次統一”，進一步打通市場堵點，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釋放改革紅利，培育發展既大又強的國內市場。

　　《意見》中提出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其秉承立足內需，暢通循環；立破并舉，完善制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系統協同，穩妥推進等基本原則，著力于持續推動國內市場高效暢通和規模拓展，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進一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培育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

　　《意見》的主要看點可歸納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立”，著眼于建規立制，提出強化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四個統一”的基礎制度，推進現代流通網絡、信息交互渠道、交易平臺等市場設施的高標準聯通，在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能源、生態環境等要素資源領域打造統一的行業標準、交易機制，從而建立統一的制度和市場，清除基礎制度、基礎設施方面的障礙，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提升產業要素配置效率。

　　其二是“破”，著重于打破區域壁壘和打通市場堵點，提出通過強化反壟斷、依法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破除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清理廢除妨礙依法平等準入和退出的規定做法、持續清理招標采購領域違反統一市場建設的規定和做法等舉措，打破不利于市場大一統的“空間壁”“規則壁”“利益壁”，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堵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進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釋放國內市場潛力，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意見》的公布在市場上引起了不小反響，大家紛紛解讀其中意義，A股物流行業板塊更是“先漲為敬”，多只相關概念股順勢漲停。筆者嘗試從物流供應鏈的角度，深入解讀《意見》，從中厘清物流供應鏈企業應重點關注的領域。

　　做強物流，降低流通成本和提升消費體驗。2021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約16.7萬億元，同比增長約12.0%；2021年，我國物流業總收入11.9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我國物流行業總體規模保持較快增長，穩坐世界物流大國的“交椅”；但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比率長期在14.7%左右，多年來未有明顯下降。我國物流成本占產品成本的比例高達30%～40%，遠超發達國家的10%～15%，行業集中度不高、小散同質化特點未改、物流費用率較高等問題長期存在。另有數據顯示，產品從制造端到消費者的過程中，超過90%的時間用在流通環節，我國流通中介環節較多，每個環節平均加價5%～10%，且增加了損耗成本，導致終端產品價格多虛高。因此，如何通過科技創新提升物流行業效率，優化中間流通環節，實現物流及流通成本雙降低，促進制造消費內循環崛起，便成為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的重要內涵。

　　我國物流費用率高于美國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單位GDP的貨運量較高，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第二產業占比較高，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物流效率仍有待進一步提升。

　　此次《意見》中多處涉及物流領域的描述，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這4個方面。

　　一是加快數字化平臺建設。《意見》明確提出要發展商貿流通新平臺、數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臺，培育一批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化平臺企業和供應鏈企業。

　　平臺經濟作為新型經濟形態，在物流及流通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據交通運輸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培育發展了近1300家網絡貨運企業，整合社會零散運力293萬輛，整合貨車駕駛員超300萬人；但也有數據指出，網絡貨運平臺實際投入運營的比例不超過50%，有167家網絡貨運企業車輛軌跡及運單匹配正常率低于60%，同時有部分網絡貨運企業仍存在運營能力不足、稅票不規范、惡性競爭惡意壓價降價等問題。

　　近年來，國家對于互聯網平臺（包含賣菜平臺）的整治，讓各方對平臺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些疑慮。筆者認為，國家重點約束的是平臺經濟領域的寡頭壟斷、違法違規及惡意競爭行為，而不是針對平臺本身。如果大樹能與小樹、小草互相交織，便可形成正向循環的生態，而不是“大樹底下寸草不生”；如果平臺不攜資本、流量等絕對優勢，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沖擊原有商業體系，便會導致大量中小微商業主體無法生存，而利用自身流量、技術優勢整合和賦能傳統市場主體，優化鏈條效率，降低總體成本，國家與社會自然是非常歡迎大平臺的。畢竟大平臺作為流通鏈的鏈主，對于資源整合、上下游協同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加強應急物流體系建設。自然災害、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地緣政治沖突等會對物流正常運轉帶來突然的巨大沖擊，容易造成供應鏈中斷，國家和社會的應急物流面臨巨大挑戰。

　　近期，疫情對物流的影響明顯加大。有數據顯示，3月份我國整車貨運流量指數同比下降1.7%，快遞物流指數較上月回落2.1個百分點，全國主要公共物流園區吞吐量指數日均值同比下降18.1%。而近年來在疫情防控期間，有時需要民眾居家不外出，人不動則需貨動，大量日常生活用品、食品需要配送到家，這讓全社會看到物流運輸，尤其是“最后一公里”配送交付的重要性。但貨車司機、貨物外包裝也有可能攜帶病菌，尤其是最近這段時間所出現的新冠肺炎病例，增加了我們對病毒通過以物傳人的擔憂。

　　因此，如何在符合防疫抗疫要求的前提下，保障民生物資、應急物資的順暢流動與配送，同時又能應對短時間內的爆量壓力，需要吾輩共同努力。近日，國務院也已發布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全力保障貨運物流暢通，特別是醫療防控物資、生活必需品、政府儲備物資、郵政快遞等民生物資和農業、能源、原材料等重要生產物資的運輸暢通。

　　三是完善綜合立體交通運輸網。交通運輸的便利程度與成本水平是影響產業遷移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進流通的關鍵要素，運輸條件的改變往往會直接導致產業布局的形成與改變。因此，我們要推動交通運輸設施跨區域一體化發展，推進區域產業布局及流通市場一體化建設。同時，在進一步完善交通運輸網絡的過程中，應注重建設支持多種運輸方式快速轉換的綜合物流樞紐。

　　因為，加快發展多式聯運對于我國物流行業降本增效和節能減排有重要意義。國外數據顯示，多式聯運可以幫助我們將運輸效率提高約30%，貨損貨差減少約10%，運輸成本降低約20%，并減少公路交通擁堵50%以上；而目前阻礙我國多式聯運市場發展的三大主要因素之一是跨運輸方式基礎設施的統籌規劃和建設協調不暢，有的地方是鐵路貨運站、機場、港口等的距離過于遙遠，有的地方是缺乏相應的集疏運體系，有的地方是缺少相應的換裝轉運設施。這些都將導致產生較高的轉運物流費用，轉運效率也不佳，無法發揮多式聯運的應有之義。

　　四是進一步完善退換貨逆向物流。物流服務是電商購物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驅動因素中，50%與物流相關，比如高度重視交付費用、交付速度以及退貨政策。快速、無縫和經濟的退貨管理對于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大小型零售商都在專注于改善消費者的退換貨體驗。

　　3月16日，在哈爾濱市哈同高速公路先鋒路收費站入口，工作人員對抵返哈爾濱人員進行查驗。

　　改善退貨流程和體驗的主要措施有：明確的退貨政策溝通、流程改進、代替退貨的折扣、鼓勵到店退換貨以及實施退貨管理解決方案。此次《意見》中專門提到“推動跨國跨地區經營的市場主體為消費者提供統一便捷的售后服務，進一步暢通商品異地、異店退換貨通道，提升消費者售后體驗”。而海關總署早在2021年9月便公布了《關于全面推廣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退貨中心倉模式的公告》，一方面簡化跨境退換貨的流程環節，消費者退貨退款時間縮減2個工作日以上，提升消費體驗；另一方面，幫助跨境電商企業節省倉儲和短駁費用，減少退貨帶來的額外成本。

　　借助供應鏈發展普惠金融。供應鏈金融是一種從供應鏈產業鏈整體出發，依托供應鏈核心企業與上下游企業間的物流、信息流、訂單流、資金流等數據，將原來單個企業的不可控風險轉變成供應鏈整體的可控風險，將風險控制到最低并提升供應鏈各方價值的金融服務。

　　此次《意見》提到將“發展供應鏈金融，提供直達各流通環節經營主體的金融產品”。其中強調的是“直達各流通環節經營主體”，目前銀行更愿意貸款給核心企業、龍頭企業，而大量的中小微市場主體則是融資難、融資貴。主要原因在于金融的本質是基于信用的資金流轉與利用，在傳統金融模式下，中小微市場主體可抵押資產的價值太小，金融機構會認為其無法正常還款的風險較高。

　　而在數字化應用范圍和程度更上一層樓的今天，我們的中小微經營主體可以憑借其“經營數據”產生信用，進而獲得所需的借貸資金。不過，這里有一個前提，需要“經營數據”具備較高的可見性與可信度，防止經營主體利用“虛擬”數據多處騙貸。因此，《意見》也提到將“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機制，形成覆蓋全部信用主體、所有信用信息類別、全國所有區域的信用信息網絡”，這將為供應鏈金融的快速發展提供數據、信用的可靠“底座”。在“底座”之上，供應鏈金融需要了解“經營數據”的價值，才能確定合適的貸款金額，還需要有“第三方”提供保障，用于轉移或分擔風險。所以，《意見》還提到將“鼓勵交易平臺與金融機構、中介機構合作，依法發展涵蓋產權界定、價格評估、擔保、保險等業務的綜合服務體系”。

　　應用新技術促進供應鏈數據流轉。供應鏈管理與協同涉及多環節、多主體、多維度，較為復雜，由于責任主體與利益主體不一致，且各系統間標準不統一、接口不連貫，導致數據流轉困難，有90％的中國企業仍受困于數據孤島。筆者在《供應鏈重構》一書中也寫到：“企業在構建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供應鏈時，需要在多元主體間進行實時、無縫的數據協同與共享。但是，由于數據往往含有涉及商業機密的內容，加之考慮到客戶資源的保護問題，企業并不太愿意共享其業務數據或客戶數據，數據孤島問題嚴重，信息交互成本高。”因此，我們需要解決數據在跨區域、跨主體的壁壘問題，才能有效打破“數據孤島”，構建統一大市場。

　　此外，《意見》提到，將“推進同類型及同目的信息認證平臺統一接口建設，完善接口標準，促進市場信息流動和高效使用”。而這個統一的接口標準，筆者認為會是類似于銀聯統一清算系統模式，居中對接同類型的市場主體，同時探索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定義統一的標準和共識機制。在其中，各主體可將其敏感數據信息加密并進行數字簽名，防止數據被其他未獲授權的企業訪問，并提升數據的可信度，增強其可追溯性，促進同類型及同目的信息數據的流轉與應用，通過數據信息共享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中的堵點，簡化不同區域、不同管理部門、不同主體間的協作流程，降低制度交易成本。